今热点：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追忆吴元迈老师

何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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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接文飞短信，说：吴老师今早解脱了。

悲痛之下，我说：北京去不了，想写点文字，送吴老师一程。

然后，历历的往事浮上心头。

跟文飞认识，是1991年5月在郑州召开的全国苏联文学现状研讨会上。我们住一个房间，一见如故，一下子就以名相称了。

文飞是吴老师的博士生，也许因为这层关系，后来有机会见到吴老师，仿佛也自然而然地，一下子就有了亲近感，而毫无见到大人物常有的敬畏与隔膜。

吴元迈老师1934年生于安徽歙县。1953年在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后去苏联留学，先后就读于基辅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1960年7月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系，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工作，1964年10月转入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担任苏联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副主编、主编。1991年至1998年，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吴老师曾给我的第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作序，在“序”中他谈到我们的相识：

我认识何云波同志较晚，是1993年11月去长沙开会才第一次相识的。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他写的有关苏联文学、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章；也听说过他1988年在张家界举行的全国苏联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因为那时在福州参加中外文学理论研讨会，未能出席张家界的会议。张家界会议以后，在与同志和朋友的谈话中，我们几乎一致认为何云波同志是俄苏文学界近些年来脱颖而出的一位新秀。1994年在无锡举行的苏联文学研讨会期间，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他在讨论中的多次发言，总是以其新颖的视角、新颖的观点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吸引我。当他说到他要从文化角度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1988年的张家界全国苏联文学研讨会，我硕士刚毕业，占东道主之“利”，硕士导师张铁夫老师安排我作为湖南青年学者的代表发言。我带去一篇参会的论文《<断头台>：艾特玛托夫的困境》，又在会上大谈了一通苏联文学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对年轻人的偏激与莽撞，俄苏文学研究的前辈们，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关于艾特玛托夫的论文发在《苏联文学》杂志。复旦大学的夏仲翼先生约稿，发言整理出来，发在他主编的《环球文学》杂志，还弄了一个唬人的标题《沉重的十字架——对当代苏联文学的反思》。认识吴老师后，他也一直对我勉励有加。也许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赞同我的“胡说八道”，但他们的容忍与鼓励，使年少轻狂的我，在学术之路上，竟也一路顺畅，1996年，33岁就破格评上了教授。

说起来，这“教授”名头的获得，也与吴元迈老师有关。因为做的硕士论文是《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意识》，1994年，我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的文化阐释》。那时单纯，傻傻的，虽然知道吴老师是外国文学评审组组长，申报了项目，也没向吴老师汇报一下。也许私下里认为，这是根本没有指望的事情，结果是在某一天，还是吴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小何，你报的课题批了。

然后做课题，然后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请吴老师作序，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在“序”中，吴老师说了不少鼓励的话，我就权当是对后生晚辈的鞭策与激励了。

有一次，吴老师曾跟我说：小何，欢迎你来报考博士。我只好据实相告，俄语语言文学的博士，需要考专业俄语，还要二外英语。我等中文系毕业，虽本科、硕士一直学的是俄语，但学而不精，至于英语，更是白丁，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虽然自己条件所限，不能投到吴老师门下，但此后，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吴老师的编外弟子，执弟子礼。每次到了北京，都要登门求教，吴老师也热情相待，鼓励有加。

后来，因为兴趣转移，为“木野狐”所迷，误入“棋”途，写了篇关于围棋的博士论文《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做《中国围棋思想史》《世界围棋通史》等等，逐渐疏离了俄罗斯文学。吴老师心里虽可能有些不以为然，但从不说破。他在别的一些场合，偶尔会感叹一声：小何不做俄罗斯文学，可惜了！我心里只好道一声：惭愧。

吴老师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学院，现在的安徽师大。后来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几个名角：刘文飞、周启超、张杰，也是出自俄语专业的同一个班，又不约而同地考到了社科院外文所读硕士。此外，像吴笛、吴嘉佑等，也都出自安徽师大俄语专业。这自然与俄语翻译家力冈老师有关，但吴元迈老师的影响，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吧。吴老师作为社科院学部委员，成了安徽师大不多的“院士”之一。一个大学的学术传统，有时就与那么几个大师级别的人有关。

就像湘潭大学的俄罗斯文学，因为有张铁夫、陈耀球等老师的存在，一度成就了俄苏文学研究之“湘军”。七九中文班的邱运华、曾思艺，加上我，也曾被称为湘大俄苏文学研究之新“三驾马车”。而吴元迈老师，也一直对湘大包括湖南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关心有加，多次莅临湘大，做学术讲座，指导学科建设。如今，前辈都已远去，悲乎！

而我，近来又回归俄罗斯文学研究，先后承担了《跨学科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思想史视野中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心里，其实也是因为那份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那份对吴元迈、张铁夫等老师们的歉疚。学术是需要传承的，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需要我们的借鉴与反思。

记得2004年，吴老师七十寿辰，吴老师的一帮弟子，在香山聚会，我们几个“编外弟子”，如邱运华、王志耕、刘亚丁等也在列。名为学术研讨，其实就是话旧。那次吴老师兴致很好，精神饱满，言语晏晏。人生之一大乐事，想来就是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后继有人吧！

后来，与吴老师的联系，时断时续。有次，在新冠疫情前，去北大出版社联系一本新书《跨学科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的出版事宜。外文编辑室主任张冰教授说，吴老师住院了，正好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说好。去了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吴老师，正在吃饭，手有些颤抖，嘴角粘了饭粒，往时的精气神好像一下子不见了。原来，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疾病与时光啊！

伤感莫名。

没想到，这成了与吴老师的最后一面。

吴老师的告别仪式在4月21日举行。想起与吴老师在一起时的往事，许多画面清晰如昨。在中南、湘大的讲坛讲外国文学与理论新动态；在长沙的小店吃口味甲鱼（吴老师很多年后还津津乐道，做无比怀念之状）；在湘江边品茗；在漓江的游船上饱览秀丽风光；在黄山市的夜摊就着烧烤和啤酒，神聊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在香山的红叶下漫步；在北京的老莫餐厅享受俄式大餐……往事依依，此去天国，吴老师还会念想这滚滚红尘么？生老病死，也许，去他乡，也是一种解脱吧！

千言万语，无从表达。前路迢迢，只能祝吴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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